企業是市場的主體,企支票借款業家代表著一種社會力量。青年企業家有強烈的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同時對政治參與給予了較高關註。
  參政結婚議政的訴求凸顯
  企業家的個人資本和企業的社會資本,是影響企業家和企業G2000成功的重要因素。我國正處在由政治身份為主導到以經濟財產收入為主導的社會分層機制轉型過程之中,但政治資源作為社會資源分配格局的路徑依賴和重要作用依然存在。筆者參與的“中國青年企業家發展狀況調查”(下稱“調查”)的數據顯示,調查對象中有46.4%是中共黨員,有8.7%是共青團員,還有10.5%是民主黨派成員,即65.6%的人擁有政黨或政治團體的身份。深入分析發現,西部地區青年企業家中中共黨員比例達54.0%,東部和中部分別為44.9%和44.6%;隨著學歷層次的升高、企業規模的增大,青年企業家中中共黨員的比例也在升高;國有企業中的青年企業家中中共黨員的比例為85.9%,其他類型企業的比例則一般介於40%~50%。這表明政治資源仍是社會分層的重要影響因素,又是社會資源分配格局中的重要一環。
  青年企業家在收入水平、職業聲望和社會地位方面的自我評價高,擁有較強的自信。在他們看來,代表企業家群體的最重要指標,並不是收入水平,而是這種職業的社會作用。在好房網對企業家社會作用的主觀認知上,有73.9%的受訪者認同“企業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國家的未來”的說法。文化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對該說法的認同度也越高。
  企業是市場的主體,企業家代表著一種社會力量。青年企業家有強烈的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同時對政治參與給予了較高關註。在我國的政治生態中,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是重要的政治力量。調查顯示,青年企業家中擔任過或正在擔任全國人大代表、省(市、區)人大代表、市(州、區)人大代表、縣(債務整合區、旗)人大代表的比例,分別為1.7%、3.2%、11.8%和9.4%;擔任過或正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省(市、區)政協委員、市(州、區)政協委員和縣(區、旗)政協委員的比例,分別為0.8%、3.3%、11.1%和12.2%。對企業家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發揮的現狀,55.6%的受訪者表示滿意,表示不滿意的占37.1%。
  相對於企業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影響力,青年企業家群體的政治表達渠道不夠暢達有效,在制度設計上也未能及時調整以符合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作用發揮。從經濟上成功後對未來的期望看,除了有28.5%的青年企業家希望繼續從事企業管理之外,期望“進入黨政機構”(11.2%)和“進入人大、政協”(7.1%)的比例達18.3%,表明他們參政議政的訴求凸顯。
  若要從企業家群體向企業家階層邁進,必須具備共同的階層意識。調查結果表明,有69.7%的青年企業家認同“當代企業家還沒有成為一個統一的階層”的判斷,也表明他們對形成企業家階層的渴望。
  對社會公正、安全和穩定的感知
  社會公正、公平、安全、穩定是社會成員對政治秩序的基本要求。在社會公正問題上,青年企業家認為“公正”的占49.8%,認為“不公正”的比例為46.2%,可見對社會公正的評價是喜憂參半。文化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對社會公正程度的評價就越積極。是否有在國外學習或工作的經歷,對青年企業家對社會公正的主觀認定有明顯影響,比如,有國外經歷的人認為“很不公正”的比例明顯高得多。
  社會問題、仇富心理與治安事件增多,以及對未來發展不確定的心理預期,使一些青年企業家產生了不安全感。調查結果表明,有26.2%的青年企業家認為自身財產不安全,有29.9%的人擔心自己或家人的人身安全。從收入差距看,收入越低,財產安全感和人身安全感越差。比如,年收入為11萬~20萬元的青年企業家中,認為財產安全的占66.1%,擔心自己或家人人身安全的占39.0%;而年收入1000萬元以上的人認為財產安全的占比升高至83.8%,擔心人身安全的比例則降至19.1%。
  對未來10年我國社會穩定情況的預期,分別有5.9%和61.8%的青年企業家認為“非常穩定”和“比較穩定”,分別有25.1%和2.6%的人認為“不太穩定”和“很不穩定”,表明他們對未來中國社會穩定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企業家群體的發展壯大,意味著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展,有利於橄欖型社會結構的形成。作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有78.0%的青年企業家認為所在階層在維護社會穩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有79.8%的人認可企業家在未來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積極作用。
  國際視野與西方認知
  當代青年企業家成長髮展於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擁有留學經歷、國外工作經歷和拓展海外市場經歷的相對比較普遍。調查結果表明,有8.2%的青年企業家擁有留學經歷;8.2%在國外工作過;所屬企業已經進入海外市場的占25.0%,這些人中有41.1%認為自己瞭解國際市場同行的情況。因此,有35.1%的青年企業家認為,“國際視野”是他們與其他企業家相區別的一個重要方面。可以說,當代青年企業家作為初具國際化經歷、國際化視野和國際化行動的中堅與核心代表,標志著改革開放後中國企業家發展進入了第四代。
  部分企業家移民現象有所凸顯。數據顯示,擁有外國居民居留證的青年企業家占11.4%,正在申請移民的占8.6%,已把家人安置國外的占8.0%,已經投資移民和技術移民的分別占5.0%和2.3%,還有1.6%已把大部分資產轉移到海外。此外,考慮到調查對象的忌諱心理,調查通過讓青年企業家評判熟悉的企業家朋友的移民情況來進行間接測量。結果表明,有3.4%的受訪者認為“沒有人移民”,14.9%的人認為“很少”,認為“比較少”的比例為42.4%,而認為“比較多”和“非常多”的比例分別為32.2%和4.5%。移民是國際市場中人才流動的一種正常現象,移民比例較大則是我國當前眾多社會問題綜合作用的結果和反映,也導致了部分青年企業家存在著事業發展與移民傾向之間的矛盾。應該說,企業家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作為企業發展和事業發展的一種保障策略,有很多人即使辦理了移民,但事業仍然主要留在中國並獲得好的發展。
  青年企業家為什麼要移民?對於個中原因,他們的解釋主要集中在5個方面:一是讓子女接受高質量的教育,比例為73.4%;二是希望享受高福利及高品質的生活環境,比例為53.3%;三是選擇更加舒適和安全的生活方式,比例為43.6%;四是個人發展和拓展生意,比例為34.2%;五是對生活質量和財務前景的擔憂,比例為23.9%;而基於“轉移財產和灰色收入”和“擔憂中國經濟”等原因而移民的比例,分別隻有9.4%和6.9%。
  那麼,如何能夠有效地解決企業家移民的問題?青年企業家開出瞭解決的方子:列第一位的是要完善法律和制度,比例為51.6%;列第二位的是要改善教育質量,比例為43.4%;列第三位的是要縮小社會差距,比例為43.9%。另外,還分別有31.3%、29.0%、28.2%和25.4%的人認為,可以從完善社會保障、凈化社會環境、全面確保個人財產的安全,以及維護社會穩定等4方面,進行頂層制度設計。
  此外,青年企業家期盼國家強盛和民族復興。對未來世界衝突主要原因的預測,集中認為利益是主導因素,其中,認為是“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比例分別為45.5%和16.3%,兩者之和高達71.8%;認為“意識形態”引發世界衝突的比例為13.2%;認為是“文化衝突”的為8.1%。
  參考鏈接:
  “中國青年企業家發展狀況調查”是在2012年2月至12月,以全國以及31個省(市、區)的各級青年企業家協會會員為主要研究對象,由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與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共同組織實施的。共回收有效問卷2036份。課題組還深入8個省(區、市)舉辦座談會22場,訪談青年企業家150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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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青年企業家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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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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